34岁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、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2项，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十余篇，作为主要完成人获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，获评“湖北省化学化工先进青年工作者”，先后担任核技术与化学生物学院化学系系主任和院长助理、校党委统战部部长助理，在学校聘期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。

她叫姬柳迪，既是一位在实验室做纳米传感的年轻教授，也是一个会系上围裙给孩子做甜品的的年轻妈妈。

让我们来听听她走过的路，听听她在实验室和厨房之间切换自如的生活……

在信阳师范大学读本科时，毕业导师甘甜教授带她第一次走进实验室。“甘老师亲手教我操作仪器，让我看到分析化学可以让微弱的电信号‘开口说话’。”那种从无到有构建传感器的过程，她觉得“挺神奇的”。

后来在华中科技大学硕博连读，她师从吴康兵教授。吴老师让她明白，科研不仅要“有意思”，更要“有意义”——电极材料调控制备是基础，最终目标还是解决实际问题。

“我的研究方向不是灵光一现，也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战略选择。”姬柳迪说。

“就是在甘老师引导下发现兴趣，在吴老师指导下慢慢找到方向。我现在做的，不过是沿着他们走过的路，继续往前走。”

2018年博士毕业，她入职湖北科技学院。八年过去，当年的博士生成了能独立带团队的青年骨干。

“被领着走过，现在也领着人走。”这句朴实的话，道出了她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：教育的意义，不在于培养多少个“自己”，而在于点亮多少盏前行的灯。

凌晨三点的灯光

围绕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电化学传感，姬柳迪这些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陆续发表了十余篇SCI论文——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、Sensors and Actuators B-Chemical……影响因子最高的那篇19。

在姬柳迪看来，科研路上最难忘的突破时刻，不是某篇论文的发表，而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申报成功的那一刻。

第一年申报时，她刚入职不久，带着满腔热情熬夜梳理思路、撰写申报书，自认为方案完善、创新突出，满心期待能顺利获批。结果却是落榜。

那段时间，她一度陷入自我怀疑。冷静下来后，她把申报书翻出来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复盘，才发现研究内容的深度、技术路线的可行性、创新点的提炼——每一处都有不足。

“那时候才真正明白，科研没有捷径，只能沉下心来一点点打磨。”

第二年，她怀着身孕再次筹备申报。身体的不适没有挡住她。为了弥补上一年的短板，她重新梳理研究框架，查阅国内外文献，反复论证方案的每一个细节，逐字逐句打磨申报书的每一个段落、每一个数据。

印象最深的是提交前的几天。为了完善一个研究方法的细节，确保申报书没有任何疏漏，她坐在电脑前一遍遍修改、核对，不知不觉熬到了凌晨三点。

“那一刻的坚守，不是顿悟，是无数个日夜的积累和沉淀。”

这一次，申报成功了！

后来她常跟学生说，科研这条路，没有什么灵光一现，只有一次次跌倒再爬起来。被拒不是结束，放弃了才是。

而那份凌晨三点的灯光，照亮的也不只是一份申报书，是她对这条路更深的懂得——“守得云开见月明”，前提是，你得真的守在那里。

实验室外的两个“充电宝”

科研需要专注，也需要抽离，姬柳迪有两个方式。

一个是周末在家做甜品。称面粉、打蛋液、调温度，得按配方来，差一点口感就不对。“这种精确控制，和在实验室调控材料有点像——都是反复试，想要个更好的结果。”

另一个是带孩子去户外。爬山、露营，关掉手机，看看山色树影，听听风声鸟鸣，闻闻草木清香。“大自然会让你觉得，实验室里的那些焦虑，放在山野之间，没那么重。”

这两个习惯，一个向内，一个向外，倒也相互补着。做甜品让她对过程有耐心——蛋糕得在烤箱里慢慢膨胀，科研也是。户外让她对结果不那么紧绷——爬山一直盯着脚下会累，偶尔抬头看看风景，反而走得更远。

教育家精神，从来不是苦行僧式的自我消耗，而是在热爱生活与潜心育人之间找到平衡，让生命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。

34岁，科研黄金期和家庭责任上升期叠在一起，姬柳迪从不回避这个现实。

“我确实在搭自己的支持系统。”

首先是家里老人帮衬——婆婆一直帮忙带娃，“这是最实在的后盾”。

然后是夫妻分工——她和爱人达成默契：不需要谁完全牺牲，谁忙的时候另一个多担待。“像接力，不是一个人在跑。”

再是团队合作。她带的学生，她说是“并肩的战友”，实验进度可以放心交给他们。

最后是自我管理。“我不追求什么‘完美平衡’，那不太现实。我就想着‘当下在场’——陪孩子的时候专心陪，不想着文献；在实验室的时候全心投入，不因为愧疚而分心。专注地切换，比硬撑着‘兼顾’管用。”

她也慢慢接受了一点：自己不可能事事都做好，有些阶段总要有所取舍。“科研和家庭，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不断调整节奏。”

让技术走进生活

如果抛开所有限制，最想通过自己的研究解决什么问题？

姬柳迪的答案挺朴实：“让传感器像智能手机一样，进到普通人生活里。”

实验室里做纳米电化学传感，追求更高灵敏度、更低检测限，发文章、拿项目——这些都是该做的事。但她有时也想，什么时候这些技术能真正“走出来”？

“一个老人不用去医院排队，用一个小传感器就能监测慢病指标；一个偏远山区的孩子，不用跑到大城市，就能做健康筛查。”

她希望研究能往“普惠”走——让技术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展品，而是普通人用得上、用得起的工具。

“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科学家，但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科学带来的方便。”

十年二十年后，如果有人在某个乡村诊所，或者某个普通家庭，用着她参与研发的技术，几分钟就能拿到以前要大医院才能做的检测结果——“那我会觉得，这些年做的事，值了。”

这也是她对自己的期许：科研的终点，不只是论文和奖，是它最后能到多少人手里，能帮到多少人。

后记

采访最后问她，怎么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。

她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被领着走过，现在也领着人走。”

被老师领着走过科研的路，现在也领着学生走。被家人支持着走过生活，现在也学着支持他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