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了13个重大理论问题，第一个就是“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”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，既体现在作为科学理论的绝对正确，又体现在经过中国历史检验、契合中国文化、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正确。

　　一、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选择

　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，尤其是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发展规律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，实际上就是金钱即“资本”的统治，一切社会关系，从人和人之间，演变为“人-金钱-人”，其所带来的后果：一是资本支配劳动，而不是劳动支配资本，阶级分化及阶级对立矛盾日益深化；二是“公民社会”演变为“市民社会”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对立，每个人都只追求个人利益，以创造公共福祉为目的的劳动，彻底沦为了雇佣劳动；三是购买力成为衡量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，人的劳动能力、艺术能力、科学能力等，都需要转化为购买力。整个社会遵循丛林法则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只有“有效需求者”和“有消费能力的人”才被尊重，老弱病残等弱者没有容身之处。

　　环顾当下，马克思的预言放到今天依然是真理。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数百年了，种种矛盾问题丝毫没有减轻。比如，劳动在资本面前完全是被动的，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报酬相距甚远，穷者越穷，富者越富。人的一切产出，必须先转化为金钱，再进行交换，导致“拜金主义”盛行。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，就是他有没有钱、有没有购买力、能不能消费，而不是他的劳动能力、思想能力、创造能力，更不是他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和他的道德情操。这些问题，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一天存在，就不可能彻底解决。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极力通过政府调控、实施高福利政策等措施，缓和内部矛盾，但是终究掩盖不了制度缺陷。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社会之间，只有索取，没有付出，社会完全是竞争性、而非和谐的共同体。

　　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所着《马克思主义：赞成与反对》指出，“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，必须向马克思求教”。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，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化，消除阶级，各尽所能，每个人都为公共事业努力，同时按需分配，实现共同富裕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、科学如何进步，马克思主义都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。当然，这种美好愿景，必须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基础上才能实现。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，但曲折并不能阻碍我们对美好前途的向往，也不能成为我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理由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更加警惕，要以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为镜子，来审视、反思我们自身发展中的问题，比如，更加注重提高劳动的报酬率，尊重劳动，更加注重国家对公共事业的支出，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的共享性、包容性，缩小贫富差距等等。

　　二、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说“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，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”。历史证明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内忧外患，甚至面临亡族灭种的危险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农民阶级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轮番登场，先后提出了各种救国主张，并进行了努力，但都因为各自的局限性，最终未能取得成功。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，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，没办法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纲领，也无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，找到了一条使中国走向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正确革命道路，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才使得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，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深入，进一步回答了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，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，在实践中走出来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，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、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，而这条正确道路的理论根基和大本营，正是马克思主义。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，继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，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，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，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又指明了新的方向，这是我们新的伟大历史使命。

　　三、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的选择

　　为什么日本人接触马克思主义比中国人早，产业工人力量比中国强大，而马克思主义却同日本擦肩而过呢？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，为什么它没有在德国开花结果，而中国人却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可能还要从民族文化出发。文化是一个隐性但强大的主体，是塑造一个民族的真正力量。中国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，是具有文化基础的，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高度契合。梁启超曾说过，“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，它不是外来的，原是我所固有的”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契合点。一是相近的社会理想。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，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“天下为公”、“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尚和合、求大同”相一致。二是相近的实践观。中国儒家文化主张对人生采取积极的态度，强调要经世致用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一致的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。马克思主义主张不仅要解释世界，更要“改造世界”。三是相近的个体观。马克思主义主张，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，人的阶级差别、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都消失了，进而形成了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”，这些人都是“公民”，理想是“博爱”，崇尚“公德”，服务“公益”。而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“仁义礼智信”、“修齐治平”等，都主张教化人性，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，达到“止于至善”的最高目标。无论是马克思主义，还是中国传统文化，都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，强调个体的道德，这点与资本主义的基础——“理性的经济人”假设完全相反。因此，中国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天然的文化基因。